他是怎么把2000亿资产的华晨汽车做没的?

作者:任尚坤

来源:商业人物(ID:biz-leaders)

华晨汽车集团掌门人的宝座,就像一块烫手的山芋,没人能坐的久,也没人能坐的稳。走马换将刚一年半时间,华晨集团即宣告破产重整。而它的前任董事长有如它早年的创始人一样,或面临牢狱之祸。

12月4日,辽宁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,华晨集团原党委书记、董事长祁玉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,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

“万万没有想到。”《财经》杂志文章中,有接近沈阳政商的当地人士称,未预料祁玉民会如期退休,他曾听祁玉民宣讲华晨蓝图,甚至内部消息传祁玉民将在任上续聘一届。

而用祁玉民的话说,他不喜欢搞特殊,坚持到点退休,支持干部队伍年轻化,50后的自己一定要退下来。2019年4月1日,祁玉民正式卸任。他留了一句潇洒的话:过往清零,爱恨随意,希望华晨永远都好。

在他走后仅3个月时间,华晨所持子公司大量股权遭冻结,并被银行起诉申请冻结6亿元存款。2020年8月开始,华晨集团债务危机全面爆发,其多家上市公司股票和发行债券均出现暴跌。司法冻结股权金额数十亿元。为此,银行牵头成立了债委会。

据《财新》报道,8月时华晨已被政府接管,动用资金超2000万元就需要政府审批。另有知情人士表示,祁玉民退休后,对他的审计工作一直没有结束。

“兼具政府人脉和铁腕作风的祁玉民能救华晨于水火之中吗?如果连他都做不到,中国第一家海外上市公司可能真要以悲剧收场。”

十四年前媒体上这句话如今算有了回应。

祁玉民曾被寄予厚望。他扮演着救火队长与改革者角色。他也饱受争议,比如他初到华晨,业界最大的一个疑问是:又一个不懂汽车的政府官员空降华晨,他能行吗?

就连祁玉民也说,他对汽车制造不了解,对华晨更是知之甚少。他对组织部派他去华晨觉得很突然,没有任何思想准备。他在赶赴沈阳路上给姐姐发的那条短信广为流传,“我在雨雪交加中,怀着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,去一个陌生的城市、陌生的单位从事陌生的工作。”

华晨一度是辽宁第二大国企,举足轻重,地位非比寻常。继创始人仰融出局后,华晨的几任领导如走马灯似轮换。祁玉民接手的是亏损近百亿的烂摊子。

只是很多人琢磨不透,有关部门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完全的局外人。从祁玉民发言行事看,他不打官腔,有着果断强硬派作风。他二十多年积攒的政商背景为他执掌华晨打下了基础。

“你在华晨能干多久?”

“从我自己的意愿来说,23年。我今年46岁,第一个23年在陕西度过,第二个23年在大连,未来的23年会在华晨。”

“如果华晨不要你怎么办?”

“如果华晨不要我,请一个哪怕比我强一点点的人来,我马上卷铺盖回大连。”

当年华晨汽车股东大会上,新人祁玉民总是三番四次面对诘问。股东不了解他,他也不熟悉股东,会场常常剑拔弩张。他非汽车行业人士,所谓“权威”只来自于一纸任命。

在陕西机械学院工程经济系读完大学后,1982年,陕西人祁玉民到大连重工集团工作。他用18年时间坐到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位置,并对两家深陷泥淖且互为对手的大型国企进行搬迁、改造和重组。2004年重组后的大连重工·起重集团营收35亿元。

后来,日本株式会社驻大连办事处报送本部的报告中称:“在中国大连,诞生了一个足以让世界重工行业震惊的企业。”2004年10月,祁玉民升任大连副市长。官椅还没捂热,2005年底,他就被调往华晨集团。辽宁省还专门开会同意拨款两亿多元支持华晨。

华晨集团由辽宁省国资委与社保基金理事会分别持股80%和20%,员工近5万人,资产超2000亿元,旗下有160余家全资、控股和参股公司。华晨中国、新晨动力、申华控股和金杯汽车是其中四家上市公司。“华晨宝马”和“金杯”属于合资制造的整车品牌;“中华”和“华颂”为自主品牌。

在祁玉民看来,汽车企业就是一个循环体系,上游零部件供应商,中间是自己的生产,下游是市场销售,华晨的问题是三个环节都卡死,转不起来。他得先让它转起来。他用“哀莫大于心死”形容他刚到华晨时看到的员工的状态。

他先从广发银行等处获得7亿元贷款,其中5亿还了部分零部件供应商欠款和拖欠的员工工资。接着,华晨汽车宣布降价,在售的中华尊驰最高下调了4万元,而新车型骏捷也提前上市,定价10万元以下。这是“外行”祁玉民到任华晨的第四天。

降价促销让中华轿车一度脱销,帮助华晨扭亏为盈。外界质疑声不断,认为华晨的品牌形象被由此拉低。不过当年更引人瞩目的是,尊驰出口到德国后,没能通过德国ADAC安全碰撞测试。两年后再度进军德国的骏捷轿车,在碰撞测试中直接得了零分。

外媒不无嘲讽,说中华轿车就是“中国来了一堆废铁”。ADAC更是发文:“骏捷这车距离五星标准,就像柏林墙到长城那么遥远。”

发展自主品牌是祁玉民的第一要务。可他始终没摸索出可靠门道,一步一步越发迷失了。中华衍生出一系列新产品,主力骏捷也跟着一堆副产品。华晨引领了价格战。当其他厂商回过味儿来,用大量中端与低端车杀入这片市场时,价格战反噬了华晨的自主品牌。

“以市场换技术。”祁玉民把所有赌注押在了华晨宝马。华晨宝马是华晨集团与宝马集团于2003年组建的合资公司。他企图从外资企业那里引入团队和技术,再把他们打包建模似的应用在国产车身上。这是件设想很美好的事情。

为此,他陆陆续续将华晨集团的大量权益让渡给了宝马。2018年,在外资股比政策松动后,祁玉民把华晨手中25%的合资公司股权作价36亿欧元卖给了宝马。华晨宝马成为中国第一家打破中外50:50股比的合资公司。这次谈判,祁玉民亲自斡旋了80天。

在任何场合,祁玉民也从不讳言这是它主动选择的结果。在他的规划中,“这是一种合资策略,优先发展华晨宝马,让华晨宝马带着自主品牌发展。”他觉得,国外技术已经研发上百年,成熟开放,国内自主车企底子太薄,重要的是提高整合、集成能力。

他这样勾勒过自己的愿景,“我梦想有一个产品,它的底盘是保时捷调校的,造型、内外饰是意大利做的,发动机是和宝马合作的。三大资源整合,是不是一个好车就出来的?”

只是泡沫破了。华晨自主品牌始终缺失底盘与发动机技术,逐渐走向边缘化。2020年上半年,中华品牌销量仅3000多辆。祁玉民重金打造的商务车“华颂”销量为零,宣告失败。倒是旗下华晨宝马五年累计利润269亿元。如果去掉这笔收入,华晨总体亏损34.84亿元。

船大不好调头。作为千亿国企的掌门人,祁玉民对华晨的影响是深远的、方向性的。他也曾被问到“什么是阻碍华晨的根本性问题?”他当时的回答很坚定:不是体制。

“来华晨之前,我都不知道仰融是谁。”即便祁玉民后知后觉,但很难说他没有去了解华晨的起家历程。仰融最初通过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,让华晨赴美上市,同时拥有了自主产权的“中华第一车”。

而仰融出局就像华晨如今轰然倒塌一样突然。导火索是仰融把华晨新建的汽车基地放在了浙江宁波。这引起辽宁省政府的不满。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他的书里援引投资银行分析师的观点,“站在辽宁省、沈阳市角度看,仰融的做法如同掏空金杯汽车(华晨彼时核心资产),让金杯汽车为他在外省的项目输血”。与此相关就又是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的“知识产权”官司。

仰融因与地方政府的矛盾而出局。吴晓波将其作为平衡政商关系的案例写在了《大败局》里。《大败局》中描述:

仰融之后的华晨呈现出迅速、全面回归辽宁省的局面。除了被强行终止的宁波罗孚项目外,位于湖北孝感的雷诺项目也被搁浅,当时准备引入的车型已经选定,工程技术人员全部到位。同时,华晨对零部件的供应商进行了调整,辽宁省外的厂家被抛掉了一大片,重新扶植一批省内的零部件厂。辽宁省政府的目标非常坚定,以华晨为核心,将大连、锦州、丹东等一带的汽车企业带动起来。

只是所有人不愿看到的事实随之出现:华晨的自主项目与合资项目都相继失守。祁玉民前的几波主政者都给外界一种心不在焉的气象,各怀心思,难以竭尽全力。

从更长时间维度看,祁玉民还只是在收拾仰融后的烂摊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