破产的地产富豪和他们的黄金年代

出品丨腾讯新闻(ID:guyulab) 撰文丨崔一凡 摄影丨崔力 编辑丨金赫

那些原先爱他的人现在憎恨他(没错,就是憎恨)、鄙夷他,亲近的朋友反目,连家里的保姆也发短信指责他。财富投下的阴影曾遮蔽过很多东西,现在全部展现在他眼前。

破产的地产商人葛伟决定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。2020年4月,他录下一段视频迅速走红。负债几个亿是什么感受?罗永浩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,他转发了关于葛伟的新闻。从更长的时间轴看,生于60年代的葛伟是中国最典型的地产商人,他出身普通,靠做广告赚到第一桶金,之后成为中国第一代炒房者。至少在人生的前五十年中,葛伟都是当仁不让的赢家,而赢家总是正确的。他的情怀、偏执和一点点傲慢可以被容忍,但当规则变化,故事又是另外一种讲法了。

破产之后

空旷的房间中,一匹铜马的存在显得有些突兀。它有半个人那么高,前蹄微抬,昂然挺立。这是葛伟18年前从泰国买来的,光运费就花了七八千。它用料厚实,指节敲击会发出低沉的闷响。从原先的家里搬出来时,葛伟放弃了价值百万的实木家具和家电,唯一留下了这匹马,他觉得它会一直陪伴自己。“现在有点委屈它了,”葛伟坐在沙发里,注视着铜马,“它不应该在这么小的房子里。”

仅仅五年前,这匹马坐镇的地方还是重庆一间七百多平米的独栋别墅,独立泳池、桑拿房、家庭影院一应俱全,13间房里装置了286盏灯,开起来像个闪闪发光的城堡。别墅前种着三棵双生银杏树,这是葛伟专门从济南运到重庆的,每棵十几万。一到秋天,金黄的落叶洒满庭院,银杏果啪嗒啪嗒掉在地上,家里的五位保姆就拾起它们,剥开洗净,煮汤的时候放进去几颗。

如果不是那次破产,无论从任何角度评价,地产商人葛伟都是人们眼中的成功人士。他踏准了时代的步点,身段轻盈,而回报是巨大的财富。但当可以立足的阶梯垮塌,他开始怀疑自己——和所有失败的人一样怀疑自己。从2014年开始,房地产行业转冷,虽然之后还有波动,但大趋势已不可逆转。葛伟身边,有做生意的朋友自杀了,还有的心力衰竭而死。2020年4月,葛伟录下一段视频迅速走红:“今天是我54岁生日,我还没死……”

命运的逆转发生在6年前的7月24日,那天重庆的气温高达38.5度,燥热难耐。在办公室里不断踱步的葛伟接到银行打来的电话,他此时的负债已达3.7亿,债务涉及5家银行、3家贷款公司和38位个人债主。在这之前的两年时间里,他每天要支付15万元利息。他扛不住了。挂掉电话之后,他做出停息的决定,这意味着他将背上“老赖”的名号,连同巨额债务一起将他拖入深渊。他点上十六年来的第一支烟,从办公室的弧形落地窗里,他看到拥堵的车辆和人群,不知他们在过着怎样的生活,是否也和自己一样绝望呢?也是从那时起,他不再敢去阳台,连通往阳台的玻璃门也不打开。他没想过自杀,而是执拗地暗示自己“我不能死”——后来精神科医生告诉他,这其实是一个意思。正常人不会去想“我不能死”。

现在这间月租金两千元的房子紧靠重庆滨江路,在阳台上就能看到不远处的嘉陵江。房间陈设简单,客厅里除了沙发和电视几乎不再有任何东西。尽管已经在这里住了3年,但房间的住客似乎随时准备离开。当然,鉴于租客的身份,你依然能看到一些财富的痕迹。卫生间里的浴巾一条两千多,CK的;小厕纸篓1100元,他已经忘了牌子,只记得它来自意大利。

搬进这栋三十年来住过最小的房子后,葛伟选了最小的房间当卧室,不到十平米,几乎没什么下脚的地方。逼仄的空间让他觉得安全,也更温暖一些。书桌上方原先贴着世界地图,上面的五十多个色块都曾留下过他的脚印。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,现在世界地图换成了重庆地图。

破产后,他意识到自己必须重新学会做一个“普通人”,甚至为此颇受鼓舞。但当他第一次站上轻轨站的时候,这一切又显得太陌生和艰难了。他懵懂又拘谨,在人群中躲闪,像个从乡下来的穷亲戚,连交通卡也不知道去哪儿办。他不愿意接触轻轨上的扶手,就像能一眼看见上面布满的细菌一样——干净是生活的第一准则——手机支付出现之前,他甚至只用刚从银行里取出的新钱。

他有洁癖。有一次,他在轻轨上看见身前的乘客起身离开,为了让座位上的余温和气味散去,他在心中默念十几秒再坐下,而身后的大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那么现在呢?“老子先抢到(座位)再说!”他摆出一副跷二郎腿的样子。

两种生活的转换并不那么顺利。过往的生活在他身上留下了确凿的痕迹,他追求精致、高雅,如果无法分辨哪些更好,就买最贵的那一个。房间里的一切都是纯色的,衣橱里纯黑的衣服,纯灰的床单。纯白碗碟是最近才有的,在这之前,他吃了几年的外卖,偶尔自己动手下厨,要提前去超市买一次性餐盒,用完了直接丢掉。二十多岁的时候,葛伟就住上别墅了,最少的时候也有两个保姆照顾他——一个做清洁,一个做饭,“你说我会做什么?”他摊了摊手。

放在几年前,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,一个人每月花一万块钱居然也能生活。之前有员工想涨500块钱工资,葛伟大手一挥,“500能干什么?”现在他终于意识到,500可不只能买一份牛排,还能交一家人一个月的水电费。

负债上亿的人

葛伟身材消瘦,戴一副黑框眼镜,一排小胡子密密匝匝立在上唇,像个倔老头。他习惯穿一件没有logo的黑色Polo衫,原先是杰尼亚,现在换成了二百块的优衣库,两者都是纯色,“但感觉不一样了”。他自认和那些房地产商不是一路人,床边几摞哲学经济学书籍就是证据之一。他喜欢聊情怀(事实证明这可能是商人的负资产),或者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兴亡。在生意人的饭局里,他是滔滔不绝的那一个。这是他获得尊重的方式。但后来他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,事情不需要那么复杂,他所拥有的财富是“1”,除此之外的东西都是后面跟着的“0”。

至少在商人的圈子里,一个人能得到的尊重是以财富的数量为标尺的。在刚刚过去的、以房子为核心的兴旺年代里,房地产商是各种场合的座上宾——按葛伟的话说,是“商业的顶端”。当饭局中有人被介绍为房地产开发商,人们不免把酒杯压得低一点,“这都是不用讲的”。

但现在呢?他输光所有筹码,变成“老赖”,一个“过街老鼠”,守信人成了失信人——他反抗过这个称呼,“你知道的,我们(认识)二十几年,我是非常讲信用的”,他跟很多人讲这句话,即便不能抚平债权人的愤恨,还是一遍一遍地讲。

有一次,在重庆江北嘴一间高级写字楼,朋友鲁磊反驳他,“说这些有什么用?现在不还钱还讲啥子?”之后他就没再说过。每一通电话都在催他还钱,给他送法院传票的快递小哥都露出鄙夷的神色。他不断撕挠心口那块皮肤,脱掉衣服就是一道道血印子,就好像孤独和痛苦幻化成了实体,淤塞在他胸口,随时就要爆炸。

对葛伟来说,失去财富这件事本身或许并不那么重要,至少不是最重要的。可怕的是,尊严和信心伴随金钱一起消失了。尊严不是面子,跟豪车、豪宅,或者上百万的实木家具无关——那是生意人充场面的玩意儿。那种令人恐惧的感觉十分真切,他感到自己内在的价值被摧毁。前来讨债的人一波接一波。有人来硬的,拿刀威胁他,他并不害怕,当年因为拆迁问题被二百号人围着,他也没怕;有人来软的,二话不说跪下来求他,说借给他的二十万是老母亲捡矿泉水瓶攒下的。他听得落泪,可还是没办法。债主们用指节重重地砸他面前的大理石桌面,“咚咚咚”,直到现在这绝望的声响还会在他头脑中回荡。

在财富的巨大落差中,隐匿的人性被赤裸裸地撕开。几年前,名下一家公司破产清算时,他派人去公司清理保险柜,而掌管钥匙的人是葛伟手下的公司老总之一。在葛伟的讲述中,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出身贫寒,是他一手带出来的,往常对他鞍前马后,“吃火锅我都不用自己夹菜”。葛伟欠了她一些钱,但自认这些年让她赚得更多,结果这位老总并不打算原谅他,她把钥匙扔在满是油污的垃圾桶里,让葛伟的人去捡。

2009年,葛伟在墨西哥旅游 ©葛伟

他原先生活在一个温暖的世界。他和他的朋友们去世界各地旅游,每天下午四点就联系去哪里吃饭(友谊地久天长)。直到2014年,还有个身家数亿的朋友向他保证,“再穷不能穷孩子”,意思是,孩子的问题,他来承担。后来葛伟二次创业失败,真正成了孤家寡人,孩子的几万块学费没着落了,葛伟求那位朋友兑现承诺,哪怕是借呢,但对方反倒让他在生活上多节约。

还有一些变化是悄然发生的。朋友们给他孩子包的过年红包,从前些年的七万,逐年递减,今年只剩一万二。他曾怀疑自己是不是变得敏感了,或许有这方面的原因,但现实让他否定了这个想法。有时他想约朋友出来吃饭,电话总是打不通,再打过去,一问就是忙。

“放屁!”他轻蔑地笑了一下,“原来葛伟的电话你敢不接吗?”

事后复盘,如今的惨状大概率可以避免,哪怕手段不那么光彩呢?债务危机爆发时,就有朋友暗示他,提早转移切割一部分财产,或者索性丢下这个烂摊子,到柬埔寨躲避风头。葛伟没答应,他虽然从商多年,但自认有些读书人的清高,无法容忍自己是个不道德的人。

我见到几位葛伟的债主朋友,虽然他们对欠钱这件事颇有不满,但也都不得不承认,他是个讲信用的模范“老赖”。李齐是葛伟的债权人之一,两人是认识二十年的好朋友。作为一个多年从事小额贷款的商人,李齐对债务人的状态非常敏感,他手上至今还有十多起追债官司,常见的情况是,欠钱的人前一天还信心满满地应承会按时还钱,但第二天就再也联系不上了。2014年后,葛伟破产期间,两人见过几次,看到葛伟头发花白,满脸杂乱的胡须,他心情复杂。那段时间,李齐会时不时地、挑各种时间给葛伟打电话,除了沟通破产进度,还有个隐秘的小心思,为了确认他的朋友没有跑路。

有时候葛伟坐在家里翻手机通讯录,几百个人名滑过去,每一个都是能被称为“朋友”的人,他们原先生活在一个世界里。翻到最后一行,也找不到几个能打电话的。其实他没想借钱,更不想抱怨(懦夫才这么做)。如果可以的话,他只是想随便聊些什么,哪怕没什么可聊的,到江边走走,或者只是喝杯茶也行。他并不怪罪他们,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,利益交换的道理再明白不过,至于自己,“罪人是没有避风港的”。

对于负债上亿的人来说,睡眠也成了一件奢侈的事,他每天吃两粒安眠药,有时更多。更多时候他毫无睡意,就开着车通宵在滨江路上跑。凌晨12点后,万家灯火和霓虹灯都熄灭了,路上几乎没人,他随便找个地方停车,坐在江边一支接一支抽烟。有时候突然想起什么,比如某一桩官司涉及的利息,就慌忙打开手机上的计算器,像神经质一样一遍遍地算。

他试过很多办法打发时间,准确地说是为了把大脑从痛苦的思绪中揪出来一会儿。他有时花几个小时拨弄一片含羞草,看叶子展开又收起。或者整天在重庆街头快走,上上下下,漫无目的,他相信身体的疲劳能抵消精神的痛苦,因为“重庆的棒棒是从来不会失眠的”。

在嘉陵江边,有好几次,他遇上一对捡废品为生的残疾夫妻,他在一边看着,觉得自己和他们同病相怜,便拿出一百块钱给他们。逐渐地,他身上坚硬的倔强盖过了痛苦,“我身上还是有股劲的。”葛伟说,他决心把最后的筹码压上赌桌,“老子不得死!老子要翻起来!”

“做过房地产,你再也不会做其它行业了”

对于葛伟这一批商人来说,成也房地产,败也房地产。

将近三十年前,海南房地产泡沫还没有破灭。在海口的一家酒店里,葛伟以12.5万一亩的价格买到一块土地,拿到建筑图纸和批文之后,连钱也没交,出门转手卖给下家,每亩加三万。在当时,这种玩法叫“炒图纸”——在物理世界没发生任何改变的情况下,一张楼房设计图加一纸批文就能卖出天价,之后再按更高的天价卖出去。人们坚信“总有人会接盘的”,就如同相信明天天上还会掉钱一样。

1988年,海南建省,成立经济特区,一时间出现“十万人才下海南”,楼市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对象。1991年,海南商品房价格为1400元/平米,两年后就涨到了7500元/平米。巅峰时期,海南一省就有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,这里诞生了无数的财富神话,包括后来影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万通六君子。

但事实上,这只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,每个人都心知肚明。至于能不能赚钱,一靠胆量二看命。1993年6月,海南的游戏结束了,葛伟是成功上岸的人。

也是在那段时间,他斥资170万买下位于海口的独栋别墅,作为这套房子的中介,他后来的朋友陈松赚走了其中的20万。葛伟感叹,当年赚钱实在太容易了,这也让他更加放胆,“虽然我不赌博,但我赌的都是(更大的),我是一个梭哈的性格”。

葛伟位于海口的独栋别墅 ©葛伟

每个出生于60年代的人都会面对数不清的机遇,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,世界就像倍速播放的电影一样日新月异。从很年轻的时候起,葛伟就自信这辈子不可能为钱烦恼。他头脑灵活,胆子又大,八十年代在渝州大学(现重庆工商大学)读书的时候,就倒卖过摩托车票,一张卖50,当时饭店里一盘红烧肉是三毛五分钱。

大学毕业后,他在一份跟城建有关的行业报纸当了一年记者。报社的广告部和编辑部挨着,他一个月拿七十多块钱的时候,广告部的大哥们已经月入上万了。葛伟总能看见他们提着皇冠密码箱,啪嗒一声打开,十元大钞,一千块一扎,塞得满当当。

烟,一条条的阿诗玛——当时是一种高档香烟,“小伙子,抽吧!”大哥们对他说。他原本还有个当作家的梦想,但看见那些作家诗人们的穷酸样,“还是赚钱要紧”。

八十年代是广告行业的拓荒期,而报纸是不多的广告渠道。陈松告诉我,当时他给一位老板写了篇专访,刊登在他供职的小报上,酬金是18万元。加入广告部之后,葛伟赚到了第一桶金。那时他每天四点起床,坐七个小时长途车去各个县市推销广告版面,丰厚的收入给他带来巨大的动力。1988年一年,他就赚了30万,而当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1746元。后来在海南炒房,这笔钱又被成倍地放大。

从行业媒体跳入房地产,这不是偶然。在当时,一个是渠道和流量,一个是刚需。葛伟的报社同事里有位叫吴亚军的年轻人,后来她参与创建了龙湖地产,一度成为中国女首富。2020年,吴亚军以990亿元财富位列《2020胡润全球房地产富豪榜》第12位。

葛伟喜欢读历史,明白一个地区进入发展轨道时,房地产是必不可少的,而彼时内地缺少资本,市场广阔,这往往意味着暴利。很难说这个认识是开拓了他的视野,还是限制了他的视野。在此后二十多年的地产生意中,这个看法逐步僵化,成了他人生经验的一部分——葛伟反复听到并深以为然的一句话是,“做过房地产,你再也不会做其它行业了”。

1997年,重庆设立为直辖市,葛伟和几位合伙人提着现金回乡,成为一个真正的房地产商——他用100万定金购得150亩地,几年的时间,地价飞涨,一进一出之后,他获得上千万利润。

1998年,国家实施以“取消福利分房,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、私有化”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,房地产时代正式拉开大幕。

财富是一个危险的东西

时代的浪潮制造了多少财富故事,就制造了多少同等的幻觉。葛伟喜欢冒险,这样的人的命运,得到金钱和失去金钱一样,都不完全是理性的结果。多少年以后,葛伟的朋友张怀坐在他位于“西郊庄园”的别墅里,试图总结葛伟的失败,“财富是一个危险的东西。”他说,“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,他以为自己在成长,实际上只是膨胀。”

“西郊庄园”是葛伟房地产生涯里最得意的作品。正因为它,葛伟陷入破产的泥潭。庄园里环境清雅,一幢幢淡黄色别墅分布其间,茂密的草木间散落八匹一人高的铜马,马身已经有些斑驳,这是葛伟的审美。

西郊庄园

十年前的巅峰时期,葛伟的身价曾高达5个亿。金钱源源不断涌来之后,葛伟的洁癖和自律成了朋友圈中一件稀罕事。做生意几十年来,他几乎不烟不酒,连KTV也极少去,李齐多次邀请他去澳门赌博放松一下,无一不被他拒绝。多年来,他坚持锻炼身体,每天跑步一小时,手机丢在车里,天大的事也找不到他。

葛伟对完美有一种偏执。1999年,葛伟看中了位于重庆九龙坡含谷镇的230亩土地,准备在这里建造别墅区。原因很简单,他认为别墅是人类的终极居住形态,精致、优雅、亲近自然。早在海口那栋别墅居住时,他喜欢在台风来临时赤裸上身,到别墅花园中拥抱风雨。

从理性上讲,当时选择建别墅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行为。和葛伟一起从海南回乡创业的朋友都选了另一条路:他们买下市中心的地皮建快消商品房,数千套房子三个月一扫而空。内心深处,葛伟看不上这样的生意,他去参观这些朋友的楼盘,朋友兴奋地告诉他,自己买的瓷砖有多便宜,用起来跟那些贵的没什么区别。葛伟没说什么,心中暗想,“怎么会没区别呢?这是给人住的房子,要建就要建最好的。”

那时候的葛伟看起来非常骄傲,听不进别人的意见。尽管很多朋友劝他,应该建一部分小型联排别墅,面积小、总价低,资金回笼快。但葛伟不理会这些建议,他认为别墅是奢侈品,“豪宅,豪的就是空间”。

他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。为了完美,2003年,葛伟在建设“西郊庄园”别墅区的时候,请来了加拿大设计师保罗,样板房的装修交给了香港设计师团队。他还专门从四川广汉定制了纯铜马雕塑,每匹27万,就连别墅区里的树木也要严格筛选,每一棵都要高于12.5米的别墅层高。

还是在很多年前,他性格中矛盾的一面就体现出来了。他喜欢交“社会上的朋友”,觉得他们真实、接地气,但又表现得特立独行:一帮人赚到钱就去吃饭打牌,葛伟不打,在麻将桌旁边看书。他喜欢读书。他还开过一家火锅店,叫“鲁尼火锅”——鲁迅加尼采的意思。

在朋友眼中,他不是那种一见面就满脸堆笑的商人,饭桌上遇见品行低俗的人,不管对方是再大的领导或再成功的商人,葛伟只会默默把账结了回家,再不相见。“其实他(赚钱)的机会比我们多很多,但是他都放弃了。”葛伟海南时期的合伙人吴琦说。当时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是傲慢。我第二次见到葛伟那天,陈松也去他家中做客。说起那时的葛伟,这位江湖气十足的商人坦诚地说:“当年我非常讨厌他。”

上世纪90年代,陈松从海南回来,承接了重庆市政府的城建项目,正为资金发愁。因为当年有过帮他买房的交情,便找到葛伟,希望他给些帮助。但那时的葛伟意气风发,以一种近乎无视的态度拒绝了他。这让陈松深受打击。那次不愉快的接触之后,陈松接下一门公路收费站的生意,巅峰时每天营收二十多万。

对于葛伟来说,别墅似乎成了一种执念。极高的品质要求意味着更大的投入,从2003年起,他开始借入外债,最初是银行,后来是贷款公司,再到个人。这为后来的崩盘埋下伏笔。

在鲁磊看来,葛伟把西郊庄园当成了自己的作品,这是商人的大忌。朋友们认为他是有“情怀”的人。为了“情怀”,葛伟甚至做出一些今天看来颇为荒诞的事。他把普通别墅的售价定在三四百万一栋,湖边别墅卖七八百万,而每栋别墅的成本不到二百万。

李齐对西郊庄园的别墅颇为欣赏,作为朋友,他希望葛伟能给他打个折,购入一套,但葛伟二话没说,拒绝了。当时楼盘做活动,五一期间购入能优惠几万块钱,一位颇有身家的老板带着三位邻居来看房,想每家买一套,只因签合同的时间晚了三天,葛伟拒绝优惠,原价408万的房子抹个零头也不行,最后交易泡汤。

那时候,葛伟的负债已经上亿,而且正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,但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问题——资金已经变成资产,是无论如何也跑不掉的。葛伟买地之后,国家就停止批准独栋别墅建设用地,一位银行行长告诉他,再过两三年,西郊庄园的价格还要翻倍。葛伟下定决心要在这场赌局里死扛到底,宁愿每年缴纳上千万利息,也不愿早点回笼资金,甚至在西郊庄园现金流紧张的时候,他又拿出几千万投资三期楼盘,指望快速卖出三期缓解西郊庄园的窘境。

几年后,市场上联排别墅增加(葛伟不认为那是真正的别墅),通往西郊庄园的路因取消收费站而时常造成大规模拥堵,西郊庄园突然无人问津了。

现在回忆起来,葛伟觉得2010年左右是他最辉煌的时候。那时,负债并不是什么问题,从银行拿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,中央投资四万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,之后,这些资金又被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成倍放大。

“就像涨大水一样,”现在葛伟的合伙人之一、做建筑机械的刘远告诉我,“只要你在河边,到处都是鱼,找钱的机会多得很,银行追在屁股后面放贷”。葛伟没有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,他指望这场豪赌能有个圆满的结局。

直到2014年,持续的住房供应过剩及去库存政策的推进,导致房地产市场转入低迷。葛伟记忆中,那一年重庆有好几位房地产商破产,当然也包括他自己。

失败以一种惨败的方式表现出来

2019年10月,葛伟将自己破产的经历写成1.6万字长文,发在新注册的公众号上。之后,无数同病相怜的人找到他,诉说自己的苦痛。

陈松联系到葛伟,自从那次借钱之后,两人已经二十多年没见过了。他们相约在一间咖啡馆,四目相对,感慨万千。早在十年前,陈松就因为资金链断裂破产,在一个充满霉味的地下室里住了两年。现在,他每次出门都会在包里放一副塑料框眼镜,因为看守所里是不让带金属框眼镜的。

48岁的刘远看到文章之后,立马联系葛伟见面。二十多年前,他几乎与葛伟同一时间进入房地产行业,之后创立自己的建筑机械公司,员工最多时达到872人。房地产建筑市场骤然转冷的时候,银行抽贷九千万,公司年产值狂跌90%。他赌红了眼,拿出家中所有的钱,包括妻子存下的最后几十万块钱,但局面没有丝毫回旋。他躲在朋友家里,一些债主找到他老家,扬言要掘他祖坟。那时妻子怀上他们的第三个孩子,瞒着他打掉了。

终于有一天,他站上32层天台,思考自己要不要跳下去。他想了整整一夜,抽完了两包烟。天刚亮,一位老婆婆上去晾衣服,就跟他打招呼:“你在做啥子啊小伙子?”他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好笑,索性不跳了。即便现在财务状况已经缓解很多,但刘远说到之前的事还是会眼圈发红。

越来越多的人找到葛伟,他们把他看成一个符号,一个失败过但努力再起的英雄,就像他们自己一样。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粉丝已经超过30万,罗永浩转发了有关他的新闻。这一切给了葛伟信心,他觉得总要做点什么,为自己也为别人。

2020年4月,葛伟约了包括陈松和刘远在内的几位朋友喝茶,他们都是经历过失败的生意人,聊着聊着,这七位中年男女,曾经被人仰视的亿万富豪一个接一个哭起来。

没人会否认葛伟几乎是个真正的好人,类似的形容词还包括,有情怀、有文化、有爱心……有很多事实可以提供证明:他曾持续资助一家福利院近十年;汶川地震第二天给灾区捐了十万;今年新冠疫情,他捐了1000元。钱打出去,银行卡里只剩三百四十块,那是他的全部身家。

但现在,当人们谈起这个“好人”的时候,总要带些惋惜的语气。这场以葛伟为中心的地震波及甚广,无数人被卷入余震。之前为葛伟贷款担保的中间人,现在在市场上卖手链为生;张怀为了接管西郊庄园的物业摊子,资金一时周转不开,卖掉了一辆雷克萨斯;李齐的小贷公司最近几年本就举步维艰,加上葛伟的欠款无法归还,一度濒临崩溃边缘——值得一提的是,当年他没买到的西郊庄园的房子,被葛伟以房抵贷,给了他五套,他一套也没留,全部打对折卖出去了。

接管物业后,张怀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庄园里的住户都是有钱人,但让张怀苦恼的是,没几个人愿意交每月一千出头的物业费。后来他总结出一个道理,“你知道有钱人为什么有钱吗?”张怀说,“因为有钱人在乎钱。”

张怀身材宽大,蓄一脸络腮胡。他和葛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,本质是生意人,但对艺术很向往。葛伟的家中有一个昂贵的铜马,张怀的家却像一个艺术画廊,客厅里摆着一架来自西班牙的铣床,或者说装置艺术。他原本是葛伟的装修承包商,两人因脾性相投成为朋友。

葛伟自己的8号别墅

在张怀的理解中,他和葛伟这代生意人大多是草莽英雄,随着时代变化,“该死就死嘛”。他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,所谓赚钱亏钱不过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。在更具体的场景里,失败以一种惨烈的方式表现出来。

当一个人曾经是富豪,他所拥有的东西,金钱、名誉、尊严总会在决定性的时刻让他投下更大的筹码。2014年,葛伟决定停止付息之前的几个月,他在渝高广场附近的办公室里试图说服张怀给他投资。张怀觉得,葛伟彼时的激动溢于言表,他分不清这是他的真实想法还是为了借钱不得已的伪装。他觉得面前这个人像一个吸毒者,而吸毒的人听不进去任何劝告。张怀看着葛伟双眼浸泪,最终什么也没说,回去之后,把二百万打到了葛伟账上。

事实上,在资金链濒临断裂的时候,葛伟不止找做生意的朋友借钱。他也向承包商、公司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借了钱。每个人都对他的人品有信心,即便抛开这一点,西郊庄园里一百多栋别墅可是实实在在的。他对自己也有信心,一个踏准所有浪头的房地产开发商不可能是普通人。

公司办理破产后,葛伟全家还剩下1400万现金和两套房子。在旁人看来,这笔钱是他最后的保底资金,即便做些保守的理财,也不至于让全家人潦倒生活。但葛伟觉得,这笔钱也是他的筹码,是赢回尊严的最后机会。

他又一次选择冒险,然后又一次失败。

世界以完全陌生的逻辑运转

葛伟想了很多种办法翻盘。他二次创业,投资互联网,但隔行如隔山,之前的逻辑行不通了。2015年,他看中了中产社交和短视频两个项目,跟一位来自西安的互联网从业者吃过一顿饭之后,就觉得项目大有可为,激动地在家里走来走去,盘算着一旦成功,可能就是“下一个马云”。

他努力地消除对新领域的陌生感,至少让自己不会显得那么不合时宜。他在手机里下了有道词典,什么叫banner,什么叫KPI,什么叫日活,就像重新学一遍英文一样,听见不懂的词就转头查,查完了继续听。他到上海,到杭州去找投资,年轻的投资经理坐在他面前,谈论看起来简陋的商业模式和无法形成的闭环,听得他一愣一愣的,末了还不忘说一句,“你这(模型)跑不通啊”。

他还找到鲁磊给他投资——葛伟还欠他800万没还,但这次他又投了400万。鲁磊是重庆一家律所的老板,长着一张国字脸,有棱有角,身上有种不怒而威的气质——这作为经商中的一项缺点,被他专门总结改正过,现在他即便早已身家过亿,但无论见到谁都会率先露出笑脸。

从生出做互联网的念头仅仅三天之后,项目就上马了。葛伟任命了一位据说很有经验的互联网从业者,按照当时主流的玩法,先砸钱,后赚钱,推广活动一波接一波。

对于员工来说,葛伟绝对是个好老板。就像原先做房地产公司一样,他每天带到办公室两条烟,大家一起抽。偶尔看见有员工在工作时打游戏,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至于周末,每天的加班费是一千元,按时发放。后来有朋友听说这件事,非常震惊,“你傻X啊?互联网哪有什么加班工资?”

起初的兴奋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,到2016年,互联网融资环境急转直下。看着账面余额,葛伟心里逐渐开始发虚。这跟做房地产的时候不一样,那时心里踏实,花再多钱盖房,归根结底,资产只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。但互联网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底洞,成百上千万的资金砸下去就化为无形,“连灰都没有”,APP的日活始终维持在个位数,他再次失败了。

学习直播

他发现这个世界正以他完全陌生的逻辑运转。几年后,当他成了一个自媒体红人,有很多家MCN机构找到他,给出的许诺包括但不限于帮他一年把粉丝涨到500万,和罗永浩一样的直播带货渠道,或者根据他的故事改编电影和网剧。

他起初又很兴奋,感到自己再次踏入到洪流之中。有家MCN机构借他的名字收粉丝会员费,99元一个人,现在已经有上千粉丝“入群”,他们边收钱,葛伟边退,用自己的钱退。“有时候我真的不懂他们,我缺的是这点钱吗?”葛伟自言自语说。他和陈松站在家里的阳台上,望向不远处的嘉陵江,陈松语气哽咽,“我真替他觉得不值”。

荒诞的故事总是发生在现实中。市场像个脾气琢磨不定的小孩子,谁也说不准它下一秒给你的是什么。破产带给葛伟的教训之一是,即便看见财富的大门打开,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走进去。

新的故事正在发生,只是没人知道结局如何。与葛伟初次见面的第二天,他去到杭州考察供应链,为之后可能的直播带货做准备。因为失信人的身份,他无法搭乘飞机和高铁,只能坐12个小时的动车,每天和各种商家聊到凌晨两点,第二天一大早又去参观工厂。他不断给自己信心——他必须给自己信心。

那一拨失意的商人正在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。刘远从天台上走下去之后,大睡了几天,随即重新振作起来。2016年一年时间,他把员工团队缩减至二百多人,原先砸进去两三千万但连个响儿也没听到的研发中心被全员裁撤,另聘新人。“原来光靠喝酒,靠胆子大,(现在)不行了”。刘远说。现在,他的公司研发了用于高层建筑的升降梯,每台利润是原先的五倍。

至于陈松,他只是想争口气,证明他们这些人一旦有机会,依然可以腾云驾雾,重新成为社会的精英。

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,有些东西已经永远地失去了。葛伟还有很多不愿意讲的故事,关于他的婚姻,关于他的家人,或许以后能听他亲口讲出来,谁说得准呢。很多年前,在墨西哥坎昆海滩上,他一边吃早餐,一边看着一只只小海龟伸着头,路过遮阳伞,路过摆在沙滩上的木质桌椅,向大海走去。那时他坚信,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靠努力和勇敢挣来的。海浪拍岸,一波一波的,这是他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刻。

文中刘远为化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