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个月融资200亿元,万达经历了什么?

2020-09-09

5个月融资200亿元,万达经历了什么?

来源丨锌刻度(ID:znkedu) 撰文丨陈邓新 编辑丨黎文婕

“首先,有钱。” 

这是2015年王健林赴哈佛大学演讲时,坦承财大气粗是万达展开一系列海外并购的竞争力,五年过去了,王健林却陷入频频筹钱的困局。

2020年,万达先后抛售世界铁人公司、宝贝王、位于芝加哥的房地产项目等价值超70亿元的资产,而万达电影也在资本市场定增43.5亿元。

不但外延业务受挫,就连万达的“现金奶牛”商管业务也黯然失色: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双双大幅下滑,更为糟糕的是缺钱了,2020年4月~7月万达商管发行了四笔中期票据,面额为50亿、20亿、50亿与35亿元,而9月4日正式发布公司2020年第一期公司债募集说明书,面额为45亿元。

这意味着万达商管在短短5个月募集200亿元资金,而2018年~2019年其总计募集不过15亿元,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反差。

万达商管为何如此差钱?又该如何突围?从商管剥离出来的地产业务,能否成为下一个“现金奶牛”?

2020年,注定是王健林的水逆之年。

三大经营危机压顶

“王健林的牌越打越薄。”某私募投资部经理陈听涛如是说。

盈利稳定、现金流充沛的万达商管,在王健林商业帝国中长期发挥着基石的作用,支撑着万达商业体系正常运转,也是王健林父子敢于浪的底气所在。

然而,这一切却在悄然生变。

万达商管2020年中报显示,实现营业收入172.75亿元,同比下降47.73%;净利润63.9亿元,同比下降36.22%;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(主业)净利润18.1亿元,同比下降59.23%;公司有息负债规模为1817.79 亿元,其中一年内到期为656.97亿元,偿债压力颇大,对此大公评级认为:“短期有息债务规模仍较大,仍面临一定偿付压力。”

万达商管2020年中报数据

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双双大幅下滑,究其原因为受疫情的“长尾效应”影响,导致租金收入锐减、商铺难以销售而资本开支依旧,叠加之下万达商管遭遇寒冬也在情理之中。

有知情人士于网上透露:“上半年万达商管收取的租金约130亿元,而去年一年租金收入是450亿元左右。”

而公开资料显示,王健林的预期是每年开业40~50 个万达广场,截至2020年6月30日有24个万达广场在建,不过如今王健林的打法是“轻资产”开发模式,也就是投资方出钱、万达提供品牌、招商、管理等,租金收益双方按比例分成。

对这个突围方向,也有市场人士表示质疑,譬如资深地产专家薛建雄公开表示:“这几年整个市场严重供过于求,万达广场也没有什么优势了。”

此背景下,万达商管1.16亿元的现金流就格外令人瞩目。

需知,2017~2019年的现金流分别为255.84亿元、293.00 亿元与168.05 亿元,这意味着万达商管现金流出现断崖式暴跌。

“万达商管的现金链处于紧绷状态,考验着万达商业体系的稳定性。”陈听涛表示万达商管200亿募资的背后是居高不下的负债压力与经营压力,“现金好比企业的血液,一旦处于贫血或失血状态,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。”

更为糟糕的是,在疫情之前万达商管的净利润就呈现增长乏力的格局,万达商管2012年以来净利润几乎没有增长,在200亿元~330亿元波动成为常态。

陈听涛进一步表示,万达商管诺将于2023年10月底前实现上市,然而缺乏盈利成长空间,无法提供想象力,又凭什么取悦资本市场?

剥离而出的万达地产能破局吗?

万达商管走到悬崖的边缘,而2019年年底从前者剥离出来的万达地产能接棒、撑起王健林的商业帝国吗?

“万达玩的是空手道,一分钱不出就能挣钱。”王健林曾在一次公司年会上毫不掩饰地道出经营之道,“什么清华北大,都不如胆子大。”

凭借敢打敢冲,王健林在地产界名声鹤起一度荣登中国首富,之后向文化方向转型,地产业务也年年缩水,最终放弃住宅地产、专注商业地产。

2019年万达地产,全年销售566.8亿元,位列行业第59位,与6000亿元级头部房企相比掉队明显。

如今,地产集团与文化集团、商管集团并列,王健林将突围的希望寄托在万达地产身上,定下1000亿元的KPI目标,意图重回TOP 20。

为了实现1000个“小目标”,万达地产不断开疆拓土,2020年上半年注册了28家地产公司,拿下来28宗土地,58.07%的土地性质为“居住、商业”,40.91%的土地性质为“商业”,1.02%的土地性质为“文化设施”。

时也,命也。

2020年房地产行业也遭遇水逆,虽然局部过热但整体并不景气,公开数据显示,2020年上半年TOP 100房企累计实现销售金额5.1万亿元,同比下滑2.7%,而累计销售面积3.7亿平方米,同比下滑2.7%。

有接近万达的人士对外透露,万达地产2020年上半年销售额不足300亿元,全年目标完成率不足30%。

下半年销售形势有所好转,然而又碰到监管层加码。

一是,划下“三条红线”,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%;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%;房企的“现金短债比”小于1。

假如触犯其中一条,则会被划为黄色档,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10%;触犯其中两条,则会被划为橙色档,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5%;三条都触犯,则会被划为红色档,有息负债规模不得增加。

某公募基金公司执行董事刘旭凌告诉锌刻度:“新规确实从更深层次的报表细节上面限制了地产公司的融资,一改过去模糊的政策限制描述,直接从财务报表中对企业的负债端的三个层次进行了明确和细化,给地产企业的融资,特别是以地产为主体的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和发债的融资带来了限制。”

刘旭凌进一步表示,对部分房企而言,通过融资加高杠杆以谋求高速发展的愿景可能要落空。

二是,2020年9月初住建部再次公开工作要点“坚持房住不炒定位,落实城市主体责任,稳地价、稳房价、稳预期”,事实上已有14个局部过热的城市被住建部约谈。

这意味着,万达地产恐难以完成王健林的KPI考核,从2020年7月6日万达地产总裁吕正韬提出辞职,也可从侧面获得印证。

困境背后,是王健林性格所然?

万达商管受挫,万达地产受阻,王健林为何那么难。

相当长一段时间,王健林好高骛远,频频大手笔并购,涉及影视、文化、海外地产等项目,导致战线拉长,各处战场吃紧,最终于2017年遭遇流动性危机,王健林不得不断臂求生:“2017年是万达集团历史上难忘的一年,万达经历了风波,承受了磨难。”

当下,在万达地产身上依然可以看到熟悉的配方合、熟悉的味道:拿地单价并不高,但总价不低,动辄数十亿元、上百亿元,对现金流提出了严峻的考验。

譬如,2020年万达地产欲投资200亿元建设长春国际影都,这是多年以前500亿元投资青岛东方影都的翻版,依然祭出的是“影视拍摄基地+主题乐园+住宅”打法。

然而青岛东方影都的发展并不预期,多家媒体报道,住宅卖的不错,但整体并未盘活,特别是电影拍摄需求不足,不得不向电视剧、综艺需求靠拢,《创造营2019》就是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的。

再譬如,2017年王健林宣布旗下电商“飞凡网”要力争在2018年实现盈利,2020年利润超百亿元并实现上市,却不想一年之后业务就基本上凉凉,三年之后正式注销。

风投人士Vesting告诉锌刻度:“电商是烧钱的货,但不是仅靠烧钱就OK的,万达胜在坐拥丰富的线下商业资源,然而挑战在于缺乏电商基因,这不是靠大手笔投入、挖人就能解决的,更为糟糕的是决策层初期目标定得过于宏大,执行时未有变通,不接地气的后果就是耗费巨资引来的流量,难以沉淀下来,主要依赖各种优惠活动维系黏性,从而导致成本越来越高。”

言外之意,管理僵化也是一个败笔。

事实上,万达商管在探索电商化时就受制于权限不足,战略决策、主攻方向等仍需王健林拍板,这与互联网思维格格不入。

万达电商第一任CEO、互联网老兵龚义涛曾委婉地透露:“在万达,通常先用PPT的模式向领导请示汇报,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领导批准才能做,我们互联网企业出身的人没有这个习惯,我们的思维模式是发散型,即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。”

王健林在影视、电商、教育、体育、地产、商业等多个赛道不顺,或多或少都有好高骛远、管理僵化的影子,未来能否走出阴影仍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,王健林的“冬天”还未过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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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9-0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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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首先,有钱。” 

这是2015年王健林赴哈佛大学演讲时,坦承财大气粗是万达展开一系列海外并购的竞争力,五年过去了,王健林却陷入频频筹钱的困局。

2020年,万达先后抛售世界铁人公司、宝贝王、位于芝加哥的房地产项目等价值超70亿元的资产,而万达电影也在资本市场定增43.5亿元。

不但外延业务受挫,就连万达的“现金奶牛”商管业务也黯然失色: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双双大幅下滑,更为糟糕的是缺钱了,2020年4月~7月万达商管发行了四笔中期票据,面额为50亿、20亿、50亿与35亿元,而9月4日正式发布公司2020年第一期公司债募集说明书,面额为45亿元。

这意味着万达商管在短短5个月募集200亿元资金,而2018年~2019年其总计募集不过15亿元,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反差。

万达商管为何如此差钱?又该如何突围?从商管剥离出来的地产业务,能否成为下一个“现金奶牛”?

2020年,注定是王健林的水逆之年。

三大经营危机压顶

“王健林的牌越打越薄。”某私募投资部经理陈听涛如是说。

盈利稳定、现金流充沛的万达商管,在王健林商业帝国中长期发挥着基石的作用,支撑着万达商业体系正常运转,也是王健林父子敢于浪的底气所在。

然而,这一切却在悄然生变。

万达商管2020年中报显示,实现营业收入172.75亿元,同比下降47.73%;净利润63.9亿元,同比下降36.22%;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(主业)净利润18.1亿元,同比下降59.23%;公司有息负债规模为1817.79 亿元,其中一年内到期为656.97亿元,偿债压力颇大,对此大公评级认为:“短期有息债务规模仍较大,仍面临一定偿付压力。”

万达商管2020年中报数据

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双双大幅下滑,究其原因为受疫情的“长尾效应”影响,导致租金收入锐减、商铺难以销售而资本开支依旧,叠加之下万达商管遭遇寒冬也在情理之中。

有知情人士于网上透露:“上半年万达商管收取的租金约130亿元,而去年一年租金收入是450亿元左右。”

而公开资料显示,王健林的预期是每年开业40~50 个万达广场,截至2020年6月30日有24个万达广场在建,不过如今王健林的打法是“轻资产”开发模式,也就是投资方出钱、万达提供品牌、招商、管理等,租金收益双方按比例分成。

对这个突围方向,也有市场人士表示质疑,譬如资深地产专家薛建雄公开表示:“这几年整个市场严重供过于求,万达广场也没有什么优势了。”

此背景下,万达商管1.16亿元的现金流就格外令人瞩目。

需知,2017~2019年的现金流分别为255.84亿元、293.00 亿元与168.05 亿元,这意味着万达商管现金流出现断崖式暴跌。

“万达商管的现金链处于紧绷状态,考验着万达商业体系的稳定性。”陈听涛表示万达商管200亿募资的背后是居高不下的负债压力与经营压力,“现金好比企业的血液,一旦处于贫血或失血状态,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。”

更为糟糕的是,在疫情之前万达商管的净利润就呈现增长乏力的格局,万达商管2012年以来净利润几乎没有增长,在200亿元~330亿元波动成为常态。

陈听涛进一步表示,万达商管诺将于2023年10月底前实现上市,然而缺乏盈利成长空间,无法提供想象力,又凭什么取悦资本市场?

剥离而出的万达地产能破局吗?

万达商管走到悬崖的边缘,而2019年年底从前者剥离出来的万达地产能接棒、撑起王健林的商业帝国吗?

“万达玩的是空手道,一分钱不出就能挣钱。”王健林曾在一次公司年会上毫不掩饰地道出经营之道,“什么清华北大,都不如胆子大。”

凭借敢打敢冲,王健林在地产界名声鹤起一度荣登中国首富,之后向文化方向转型,地产业务也年年缩水,最终放弃住宅地产、专注商业地产。

2019年万达地产,全年销售566.8亿元,位列行业第59位,与6000亿元级头部房企相比掉队明显。

如今,地产集团与文化集团、商管集团并列,王健林将突围的希望寄托在万达地产身上,定下1000亿元的KPI目标,意图重回TOP 20。

为了实现1000个“小目标”,万达地产不断开疆拓土,2020年上半年注册了28家地产公司,拿下来28宗土地,58.07%的土地性质为“居住、商业”,40.91%的土地性质为“商业”,1.02%的土地性质为“文化设施”。

时也,命也。

2020年房地产行业也遭遇水逆,虽然局部过热但整体并不景气,公开数据显示,2020年上半年TOP 100房企累计实现销售金额5.1万亿元,同比下滑2.7%,而累计销售面积3.7亿平方米,同比下滑2.7%。

有接近万达的人士对外透露,万达地产2020年上半年销售额不足300亿元,全年目标完成率不足30%。

下半年销售形势有所好转,然而又碰到监管层加码。

一是,划下“三条红线”,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%;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%;房企的“现金短债比”小于1。

假如触犯其中一条,则会被划为黄色档,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10%;触犯其中两条,则会被划为橙色档,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5%;三条都触犯,则会被划为红色档,有息负债规模不得增加。

某公募基金公司执行董事刘旭凌告诉锌刻度:“新规确实从更深层次的报表细节上面限制了地产公司的融资,一改过去模糊的政策限制描述,直接从财务报表中对企业的负债端的三个层次进行了明确和细化,给地产企业的融资,特别是以地产为主体的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和发债的融资带来了限制。”

刘旭凌进一步表示,对部分房企而言,通过融资加高杠杆以谋求高速发展的愿景可能要落空。

二是,2020年9月初住建部再次公开工作要点“坚持房住不炒定位,落实城市主体责任,稳地价、稳房价、稳预期”,事实上已有14个局部过热的城市被住建部约谈。

这意味着,万达地产恐难以完成王健林的KPI考核,从2020年7月6日万达地产总裁吕正韬提出辞职,也可从侧面获得印证。

困境背后,是王健林性格所然?

万达商管受挫,万达地产受阻,王健林为何那么难。

相当长一段时间,王健林好高骛远,频频大手笔并购,涉及影视、文化、海外地产等项目,导致战线拉长,各处战场吃紧,最终于2017年遭遇流动性危机,王健林不得不断臂求生:“2017年是万达集团历史上难忘的一年,万达经历了风波,承受了磨难。”

当下,在万达地产身上依然可以看到熟悉的配方合、熟悉的味道:拿地单价并不高,但总价不低,动辄数十亿元、上百亿元,对现金流提出了严峻的考验。

譬如,2020年万达地产欲投资200亿元建设长春国际影都,这是多年以前500亿元投资青岛东方影都的翻版,依然祭出的是“影视拍摄基地+主题乐园+住宅”打法。

然而青岛东方影都的发展并不预期,多家媒体报道,住宅卖的不错,但整体并未盘活,特别是电影拍摄需求不足,不得不向电视剧、综艺需求靠拢,《创造营2019》就是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的。

再譬如,2017年王健林宣布旗下电商“飞凡网”要力争在2018年实现盈利,2020年利润超百亿元并实现上市,却不想一年之后业务就基本上凉凉,三年之后正式注销。

风投人士Vesting告诉锌刻度:“电商是烧钱的货,但不是仅靠烧钱就OK的,万达胜在坐拥丰富的线下商业资源,然而挑战在于缺乏电商基因,这不是靠大手笔投入、挖人就能解决的,更为糟糕的是决策层初期目标定得过于宏大,执行时未有变通,不接地气的后果就是耗费巨资引来的流量,难以沉淀下来,主要依赖各种优惠活动维系黏性,从而导致成本越来越高。”

言外之意,管理僵化也是一个败笔。

事实上,万达商管在探索电商化时就受制于权限不足,战略决策、主攻方向等仍需王健林拍板,这与互联网思维格格不入。

万达电商第一任CEO、互联网老兵龚义涛曾委婉地透露:“在万达,通常先用PPT的模式向领导请示汇报,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领导批准才能做,我们互联网企业出身的人没有这个习惯,我们的思维模式是发散型,即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。”

王健林在影视、电商、教育、体育、地产、商业等多个赛道不顺,或多或少都有好高骛远、管理僵化的影子,未来能否走出阴影仍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,王健林的“冬天”还未过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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